另一方面，地方政府通过各种形式的欠款、挂帐和担保产生了巨大的危险性债务，由于各级政府间偿债职责不清，事权界限不明，目前中国的体制，地方政府又不可能破产，一旦累计的债务风险超过地方财政的承受能力，那么中央财政不可避免就成为了最后的支付人。

中长期、大视野、攻重点、说新话 人物档案 常修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研究所教授、博导 对于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中长期全面改革方案的问题，作者提出了中长期、大视野、攻重点、说新话这四点框架性建议。用了一个多月时间提出了一个提纲，但这个提纲，没有脱离原来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调子，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对此很不满意，因此，重新调整了文件起草班子。

而未来10~15年，恰好是中国改革攻坚的关键期，也是关系中国前途和命运的一道大坎。第四种情景，全方位的、系统的五环改革方案。基于此新型大国关系，不同文明的包容互鉴，势在必行，这是打造新型大国关系的社会文明基础。其二，不要武断地排斥农民的土地抵押权，而应根据新情况修改《物权法》，予以确认。近年来我一直在思考：比如，总论部份是否可以写以人的自由发展为导向（或简称公民本位论）？经济领域是否可以写结构性破垄或两平一同混合所有制经济？政治领域是否可以写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和建立最大政治公约数体制？社会领域是否写社会共生和公平正义制度？文化领域是否可以写文明交融？生态领域是否可以写资源环境产权？更大范围是否可以写包容性体制创新？等等。

同时推进利率、汇率市场化。重点是锁定使用权人的土地用益物权，要尊重农民对承包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置权利。二是就政策的有效性而言，过去10多年，房地产政策总的目标可以概括为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稳定发展。

如果说今年上半年全国房地产市场经历了又一次大涨的话，国五条无疑功不可没。8月5日，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在《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专题报告中指出，要坚持房地产调控各项政策。仔细观察，过去10年，房地产盛宴的最大受益者是地方政府，从2000年到2012年，土地财政收益上涨了几千倍，土地出让金年收入超过了3万亿，占很多地方财政收入的50%以上。政府一方面要继续获取巨大的收益，另一方面要讨好民意，所以在政策的选择上就会绕开实质性的问题，只会出台一些不痛不痒虚张声势的政策。

很显然，这个表态是对时下热议的房地产政策是否转向的针对性回答。过去10年，在这种巨大的利益面前，期待出台真正切断利益关联的政策无异于与虎谋皮，政府在房地产市场的越位、错位和缺位就比比皆是。

人类历史至今，任何一个疯狂的市场从来都没有逃脱崩盘的命运有开发商认为，中国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太严了。来源：南方都市报 进入专题： 房地产调控 。特别需要提及的是，在执行国五条的所有城市中，北京市的细则无疑是最严的，态度无疑是最坚决的，但在70个大中城市中，7月份北京市以16.7%的涨幅高居第一，这无疑是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结果。

暂且不论徐绍史的表态是否终结关于房地产调控政策的争议，但在房地产市场的基本面已经今非昔比的情况下，以前以行政调控为主的思路是否还将继续，的确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在这种情况下，在承接过去10年调控遗留下来的高房价的遗产的同时，一定要下决心告别调控思维，转向制度建设和长效机制。8月5日，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在《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专题报告中指出，要坚持房地产调控各项政策。事实上，从全球看，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房地产方面对开发商、对炒房、对囤地会如此宽容，也很难想象，一个人拥有几十套甚至上百套住房不需要承担任何成本，中国的房地产政策是太宽松而不是太严了，开发商多年来的抱怨，不过是在唱一出高技巧的双簧而已，一边抹着眼泪，一边数钱数到抽筋，根本原因，是过去政策暗中维护开发商的利益。

过去10年，在这种巨大的利益面前，期待出台真正切断利益关联的政策无异于与虎谋皮，政府在房地产市场的越位、错位和缺位就比比皆是。另一方面，中国房地产市场化伊始，房地产市场的地域性特征就极为明显，任何一个城市，房地产的市场结构和推动房价上涨的逻辑都不同，但10年的调控，却对全国采取一刀切的手段，对所有的人都用一种药，而没有针对特定的市场，采取因地制宜的措施，政策的科学性可想而知。

在此之前，由于新一届政府在房地产调控政策上鲜有表态，因而引发了外界关于房地产调控未来走向的猜测。很显然，就价格的表现而言，一方面表现为价格上涨过快，过去10年，全国房价几乎普遍都涨了10倍以上，这用任何一个指标来衡量，都是不健康的，另一方面，房价几乎呈现一边倒的上涨，除了极个别的年份，在价格上单边上涨的市场肯定是一个病态的市场。

同时，我们看到，由于房地产市场长期以来缺乏一个稳定的长效机制，只顾调控，而从来没有在房地产的制度性建设方面下工夫，从而导致问题越来越严重。人类历史至今，任何一个疯狂的市场从来都没有逃脱崩盘的命运。过去的管理层，试图在不损害土地财政和地方政府利益的前提下，通过所谓的调控政策赢得民意的支持，这很显然是一个可悲的囚徒困境。几乎每一次调控，无论多严厉的举措，最终的结果都是一样的：短暂的低迷是为了迎接更猛烈的爆发，政策的信誉在市场面前彻底破产。过去行政性调控政策引发的尴尬不在于政策本身，而在于市场已非昨日的情况下，却依然用老的思维来解决新的问题。很显然，这个表态是对时下热议的房地产政策是否转向的针对性回答。

自1998年房改启动以来，以行政调控为主的房地产政策已经延续了10多年之久，抛开公共政策的程序不论，单就科学性和有效性而言，过去的调控政策可谓完败：一是就科学性而言，以行政调控为主的措施一方面没有尊重供需规律，一味地以价格的涨跌作为调控政策的主要目标，而很少考虑在房地产市场化过程中，住房的供需平衡要经历很长的过程。中国房地产市场经过10多年的发展，不仅基本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过去的绝对短缺已经向供需基本平衡过渡，用大口径计算的人均住房面积已经超过了40平方米，同时，地区的差异更加明显，三四线城市，住房供应过剩，而一二线城市，结构性的短缺依然存在。

仔细观察，过去10年，房地产盛宴的最大受益者是地方政府，从2000年到2012年，土地财政收益上涨了几千倍，土地出让金年收入超过了3万亿，占很多地方财政收入的50%以上。如果说今年上半年全国房地产市场经历了又一次大涨的话，国五条无疑功不可没。

对于日益严重的房地产泡沫而言，也许只有抓紧建立制度性的长效机制，才能化解泡沫破灭的危险，或者减轻破灭的痛苦。过去10年，房地产市场的基本面就是供应的严重不足和需求的旺盛，从而导致价格的上涨，在供需矛盾尖锐的情况下，抑制过度投资投机是对的，但如果仅仅以价格作为调控目标，则无异于只去控制温度计，而不去给身体降温。

同时，由于调控政策本身缺乏持续和执行力，以及政策背后复杂的博弈。一个市场是否健康稳定，首先要看价格是否稳定。过去10年房地产调控最大的问题就是偷懒，就是讨巧，就是回避真正的问题：土地供应的问题，有严重缺陷的预售制度问题、房产税的缺失问题、住房信息的不透明问题等等。但笔者认为，最根本的是，政策的傲慢和偏见以及对市场基本规律的漠视是调控失败的主要原因。

中国目前的房价无疑是全球最不合理的之一，但如果制度缺乏，如果维护这种不合理价格的各种因素继续存在，这种不合理的价格还会更加不合理，最终有一天会崩盘，从而重创中国经济，对此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笔者认为，任何一个公共政策，评价其优劣，不外乎三点：科学性、有效性以及是否具有民主公开的程序。

政府一方面要继续获取巨大的收益，另一方面要讨好民意，所以在政策的选择上就会绕开实质性的问题，只会出台一些不痛不痒虚张声势的政策。上届政府多次表示，要抓住房地产调控见效的有利时机，出台制度性的举措，然而，从来都只听到调控的楼梯响，而不见制度的人下来。

以限购为例，限购本来相当于做手术打麻药，但在打了麻药之后，却一直忘记去做手术，解决房地产制度建设缺失的问题。以上届政府最后的国五条为例，政策一出台，就引发了恐慌性的购买，从而催生了在实体经济低迷情况下房地产市场的又一次大涨行情。

在未来的制度建设上，无论是宏观的土地垄断问题，小产权房阳光化问题，还是房地产调节税，信息联网，以及住房保障的立法和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建设问题，对于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健康发展，其重要性远远大于调控。甚至到后期，调控政策几乎成了市场的反向指标：调控政策出台之际，则几乎意味着房价再次吹响上涨的集结号之时。二是就政策的有效性而言，过去10多年，房地产政策总的目标可以概括为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稳定发展由于大量外资的涌入使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平均增长率达到9.5%以上，是美国经济增长率的3倍，由此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和制造业大国。

资本向国外流动，产业向国外转移，意味着本国投资减少，一般产业增长停滞。简单地讲经济全球化的红利主要来源于全球资本对全球资源的横扫与掠夺，特别是对全球廉价劳动力的剥削，但由此也推动了全球经济的发展。

预计到2015年，金砖国家中的核心金砖四国经济总量占世界份额将达到22%，四国GDP占世界总量的三分之一，其中中国和印度发展最快，到2020年中国经济总量有望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货币工资收入上的差异已成为重要的比较优势，哪里单位劳动力成本低，企业家就会到哪里投资，现代大规模生产过程能够以相等的效率在世界各地实现，那么资本投资将永远寻求劳动力成本最低的国家，因为那样才能达到成本最小化和利润的最大化。

显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最大的赢家是跨国公司和全球公司，他们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所以也是最大的得益者。虽然N-11是一组非常不同的国家，但有三个主题将其联系在一起：它们均从中国的发展中受益，它们的经济均通过基础设施投资得以转型，它们均具有强大且持续增长的国内市场。